唐朝酒文化之酒令(5)

　　(一) 舞马 盛唐乐舞隆盛，其中一项精彩节目就是舞马。玄宗曾命教舞马四百蹄，每逢中秋节宴设(酉，铺去金属旁)会，便舞于勤政楼下。若寻常宴会，则先奏坐部伎，次奏立部伎，次奏蹀马(即舞马)，次奏散乐。舞马之曲在中宗时为《饮酒乐》，在玄宗时为《倾杯乐》、《升平乐》。此曲出自饮宴，故奏乐之时，舞马亦须“以口衔杯，卧而复起”。唐代舞马辞有两体：六言四句体和七言八句体。后者应为《生平乐》之辞，前者应为《饮酒乐》《倾杯乐》之辞。张说《舞马词》辞云：“眄鼓凝骄躞蹀，听歌弄影徘徊。”“屈膝衔杯赴节，倾心献寿无疆。”
　　(二)《长相思》 白居易《对酒自勉》诗说：“夜舞吴娘袖，春歌蛮子词。犹堪三五岁，相伴醉花时。”又注：“吴二娘歌词，有‘暮雨萧萧郎不归’之句。此诗所咏的“夜舞”、“春歌”，乃指《长相思》的著辞歌舞。
　　吴二娘所作的《长相思》辞，载在宋人《吟窗杂录》卷50，又载明杨慎《升庵诗话补遗》。杨慎说：“吴二娘，杭州名妓也，有《长相思》一词：‘深花枝，浅花枝，深浅花枝相间时，花枝难似伊。巫山高，巫山低，暮雨潇潇郎不归，空房独守时。’《绝妙词选》以此为白乐天词，误矣。”杨慎的说法可以证诸白居易的《寄殷协律》诗，云：“吴娘暮雨萧萧曲，自别江南更不闻。”注：“江南吴二娘曲词云：‘暮雨萧萧郎不归’”——可见吴二娘确曾著“暮雨潇潇”之辞。
　　至于白居易所作《长相思》，则实为另一辞。此辞载在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》，上片为“深画眉，浅画眉，蝉鬓(鬓，宾字换为朋字)(鬓，宾字换为曾字)云满衣，阳台行雨回”，下片则是与吴二娘辞全同。两首《长相思》的辞句重复，乃表明吴、白二人之辞，是著辞歌舞之辞。白居易《听弹〈湘妃怨〉》诗说： “玉轸朱弦郎不归。
　　(三)《鹧鸪》
　　(四)《击(骨，脯去月字)舞》
　　(五)《杨柳枝》
　　乐营和青楼
　　乐营是使幕宴乐的产物。营妓即配属乐营之妓。其制度远可追溯到汉代。近可原始于盛唐，高适《燕歌行》说：“战士军年半死生，美人帐下犹歌舞。” 司空图《歌》说：“处处亭台只坏墙，军营人学内人妆，太平故事因君唱，马上曾听隔教坊。”这说的就是盛唐营妓的故事。营妓制度与军士制度相近：有乐籍，固定居住在乐营;衣粮官给;分别从属于各级地方官;由地方最高长官决定去留，无许可，不得脱籍外嫁。故营妓又称“官妓”，或依其所属的级别而称“郡妓”、 “府妓”及“州妓”。军中编制以25人为“两”。一两之长称“两头”，故“营妓”又有两头娘子之称。
　　德宗建中年间，浙江郡有酒妓，善歌，色亦媚妙。戎昱情属甚厚。时郡中乐闻妓之能，请观察使韩(氵晃)召置乐籍。戎昱不敢留，乃为歌词以赠别。至韩(氵晃)开筵，持杯命歌妓唱送酒之时，妓乃泣唱戎昱之词。韩(氵晃)悯其情，遂送之还归。(《本事诗》卷1)
　　宪宗元和元年，高崇文充剑南西川节度使，命营妓薛涛佐酒，改一字惬音令。高曰：“口，有似没梁斗。”薛答：“川，有似三条椽。”高戏问：“奈一条曲何?”薛笑云：“相公为西川节度使，尚用一破斗，至于穷酒佐有三条椽，内一条曲，又何足怪?”(《纪异录》，《薛涛诗笺》，《唐才子传校笺》卷6)
　　宪宗元和十一年左右，张祜作《陪范宣城北楼夜宴》诗。云：“华轩敞碧流，官妓拥诸侯。”“亚身摧蜡烛，斜眼送香(毛求)。何处偏堪恨，千回下客筹。”诗中所云，乃是官妓抛打令。
　　长庆二年，白居易以中书舍人出任杭州刺史。杭州有官妓商玲珑、谢好好者，巧与应对，善歌舞。白居易日以诗酒与之寄兴。元稹在越州闻之，厚币来邀玲珑，白遂遣去，使尽歌所唱之曲。后元稹送玲珑归，作诗寄白居易云：“休遣玲珑唱我词，我词都是寄君诗。却向江边整回棹，月落潮平是去时。”(《唐语林》卷2，《诗话总龟》卷42引《脞说》)
　　会昌年间，李绅镇淮南，与张又新宴饮。张曾为广陵从事，属情于一“酒妓”，至此已20年。张遂于筵上著辞，暗使此女唱以送酒。李绅闻歌，知其情事，即令此妓夕就张又新。(《本事诗》卷一)
　　懿宗咸通年间，路岩镇成都，日以官妓行云等十人侍宴。曾于离筵赠《感恩多》词，有“离魂何处断，烟雨江南岸”句，至五代犹播于倡楼。(《北梦琐言》卷3)。
　　〈通卷》中记载“自隋唐以来，管弦杂曲将数百曲，多用西凉乐;鼓舞曲多用鬼兹乐。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。”《旧唐书》中“开元已来，(太常)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。”元稹《法曲》说：“自从胡骑起烟尘，毛毳腥(羊膻)满咸洛，女为胡妇学胡妆，伎进胡音务胡乐。”——这些文献，对盛唐以前的音乐面貌作了概括的描写。
　　根据史籍记载，初盛唐时候对胡乐的吸收和整理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事件：其一是贞观十四年设立十部伎。十部伎同隋代七部伎的区别，在于删去《礼毕》(清商伎)而增加《宴乐》《新俗乐伎》、《疏勒》《高昌》《康国》(西域乐伎)等伎。胡乐和新俗乐的成分得到了加强。其二是在开元间设二部伎，以取代十部伎而作为宫廷(讠燕)会大乐。二部伎以主奏乐曲为乐伎名，而不再使用反映别国的乐部名;其中立部伎(多用龟兹乐器)产生较早，坐部伎(多用管弦乐器) 产生较晚。因此，它代表了一种减少胡乐比重而使宫廷燕乐趋于俗乐化的倾向。其三，开元二十四年，在“胡音声”再度传入的情况下，升胡部于堂上;后又将胡部新声与道调、法曲合作。所谓“胡部新声”，指的是甘、渭、凉、伊等边境州进呈的音乐，具新俗乐的性质。故此举的意义，是将胡部乐器与原置于堂上的汉乐器合并，共同演奏道调、法曲和经过汉族化的新俗乐曲。——以“胡部新声”取代胡部旧声，实即以新俗乐取代胡乐。其四，天宝十三载，将太乐署供奉曲刻石刊布。所刊曲名共220余曲，其中57名由胡语名改为汉语名，改名曲中，大多改为道教曲名，这一行动的目的，则是在道教的名义下，进一步消除胡乐与汉乐的差别，建立风格相对统一的宫廷燕乐。
　　到了中唐，安史之乱使得教坊被破坏，乐伎大批的流入民间;地方歌舞妓取代教坊妓、掖庭妓而成为艺术歌舞的主要承担者。于是造成了教坊音乐与民间音乐的融合及艺术小舞的兴盛。
　　由于教坊妓的散布，一些原本歌舞于教坊的曲调，到中唐，便成为各地妓女的常用曲。例如开元末年入宫的名妓许合子，安史之乱后，“六宫星散”，她流落广陵，曾于舟中歌唱《水调》。此外，大历以来有善唱《长命西河女》的张红红，贞元中有善歌《绿腰》的叶氏，大和以来有善唱《杨柳枝》的周德华，善唱《凉州曲》的沈阿翘、多美、金吾妓，白居易诗中则有善唱《伊州》的小玉和善唱《杨柳枝》的樊素，等等。这时流行的曲调大都是教坊新俗乐曲，既可应歌又可应舞，常用为酒令歌舞曲。
　　中唐时期，还出现了采集民间歌谣用入艺术歌舞的风尚。这样的曲调有《纥那曲》、《(矣攵)乃曲》、《桂华曲》、《江南春》、《桂华曲》、《江南曲》、《(口罗)(口贡)曲》、《渔父》、《竹枝》等曲。这些曲调基本上都来自江南民歌，有大历以来的文人著辞，曾为酒筵妓歌。例如《纥那曲》是吴声歌曲，刘禹锡曾为它撰作“吴声”辞;《长相思》出自“蛮子词”，江南歌妓吴二娘曾用此曲著辞歌舞，而同白居易递相唱和(参《著辞歌舞》节);《(口罗)(口贡)曲》又名《望夫歌》，为淮甸民间歌妓刘采春所擅，其名得子民歌伴和之声。《桂华曲》最早有白居易辞，妓女樊素、都子曾用“一声格转”之法唱之于酒筵。《竹枝》则有顾况、刘禹锡辞，刘辞序称此曲出于建平乡野的“里中儿联歌”，此后《竹枝》用于绮宴，成为“吴姬”与“教坊歌儿”的“娼歌”与“艳曲”。
　　看书时对于盛唐的繁华强盛向往不已，常常幻想能够到长安酒市与古人饮宴，现在才发现原来到古代喝酒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。学识如我之人，又不会唱，不能舞，到时大概除了逃席而去，就只能坐在那里默念四字真言——“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……”来混杯酒喝罢，呵呵。今之人不知有几多能作文字饮?所以也只好学学“长安众富儿”“不解文字饮，唯能醉红裙”了。韩愈先生之诮用在现在怕是更加贴切了。

编辑：阿洁 信息分类：释酒说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