杏花村与酒起源的渊源(8)

魂。借叫酒家何处有?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含蓄地、但却很艺术地表达了他在杏花村酒家小酌“干和”汾洒，避雨、消遣的欣喜之情。然而多少年来，一直有人认为杜牧诗中写的“杏花村”不是山西杏花村。其论点有三：一是认为杜牧根木就没有到过山西。但在杜牧的《樊川文集》中有一首涛为《并州道中》，记载了他在山西游历醉酒的情况。怀疑论者显然犯了知识性的错误。二是认为山西杏花村往北方，清明时节不下雨。但谢觉哉先生有诗云：“我来仍是雨纷纷”。故此这完全是一种很肤浅的主观臆断，显然犯了常规性错误。三是认为杜牧当过池州刺史，写这首诗时就应该在安徽池州。但一个地方大员怎么可能踽踽独行，连问路都要自己亲自去问呢?显然怀疑论者又犯了逻辑性错误。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，怀疑论者都是站不住脚的。
　　另外需要强调的是，没有杏花村就没有《清明》诗的今天。杜牧一生的涛篇1000余首，《清明》诗并非其最好的作品，但流传最广、妇孺皆知的只有这首诗。这不能不说杏花村盛产名酒有很大的关系。如果没有杏花村，如果没有杏花村的名酒，杜牧的这首《清明》诗必然会大大失色。由此可知，杜牧的《清明》诗与山西杏花村是密不可分的，如果硬要将两者分开的话，那只能是一种不顾史实的假设或主观臆断罢了。
　　在“干和”汾酒名传全唐的同时，竹叶青酒也有了进一步发展，被咏唱传诵。初唐诗人王绩在《过酒家》诗中赞曰“竹叶连糟翠，葡萄带曲红”。
　　唐代的瓷器烧制技术前进了一大步，唐三彩、绞胎、绞釉等名瓷以及名色釉、青釉、青花瓷等纷纷出现，同时，金银铸造、雕刻发展到鼎盛阶段。所以，这一时期的酒具种类很多，造型新颖奇特，有如百花争艳，更加趋于精巧，标志着我国酒器进入成熟时期。这从汾酒博物馆中的白釉鸡身壶、青釉盖罐、灰釉星点短流壶、黑釉双系直口短流执壶，以及四个鎏金马蹄杯等酒具就可略见一斑。而酒杯容量与前代相比明显要小，与现在酒杯比较接近，也说明唐代白洒出现，酒度增高，酒杯缩小。
　　汉族为主的两宋，与辽继而与金之间，以及辽与金之间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。战争的进行，自然是以国家的财力物力为代价的，酿酒业再次为填补国家的财政缺口发挥了独特的作用。加上北宋初期政府奖励土地垦殖，利用戎兵并鼓励农民兴修水利，大力改进农业生产工具，促进经济迅速恢复发展起来，至中期，曾一度出现社会繁荣局面。因而，中国酒业及黄酒酿造达到封建社会最辉煌时期，葡萄酒的工艺有了实质性的改进，药酒的研究和应用更加普及，酒的品种及有关酒的著作大量涌现，酒与诗词、酒与书画的杰作层出不穷。特别是医学博士朱翼中所著《北山酒经》，全面阐述了较大规模酿酒作坊的酿酒技术，是我国古代酿酒史上学术水平最高，最有实践指导价值的酿酒专著，长期以来被人们奉为经典，风行中外。由于酒业发展，酒肆不断增多，而且出现了建筑考究、装饰华丽的酒楼，。宋代画家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画卷中，可瞥见当时汴京酒楼饭馆的盛况。
　　国酒昌，汾酒兴。宋时，杏花村酒家林立，产销两旺，每年端午节时都要举办“花酒会”。届时，各地的名花异草，陈年美酒，云集杏花村，远近客商百姓，纷纷赶来品酒赏花，热闹非凡。特别是八槐街车水马龙，“甘露堂”、“醉仙居”、“杏花春”等酒家纷纷翻新房屋，增加铺面，酒旗高挂，并集资建了大戏台，与周围的老爷庙、真武庙、郎神庙和宏伟的护国寺浑然一体，气势非凡。以八槐街为中心，逐渐形成了多达70余家酒垆的酒乡闹市。其中甘露堂、醉仙居门执纱灯上书写“太白遗风”大字，格外醒目。宋时，汾酒仍称为干和，每年向朝廷贡酒，均由甘露堂大酒肆提取，故宋时汾酒又被称为“甘露堂”。当时，汾州所产“羊羔酒”也很有名气，《北山酒经》详细记载了其酿法：“取肥嫩之羯羊肉，加水煮烂，肉丝加于米之上蒸饭，肉汁在蒸饭过程中加入米饭内，或在下酿时加入米饭中，酿法同其他酒。由于作料加入了羊肉，因而味极甘滑。” 《北山酒经》中提出，判定酒曲(大曲)好坏的主要标志，是曲中有用的霉菌长得多少：“心内黄白，或上面有花纹，乃是好曲。”它至今仍是初步判定汾酒大曲——青茬曲的质量标准。这种技术上的绵延流传，也证明了汾酒在宋代的制曲酿酒技术之高。《北山酒经》中又载：“竹叶青曲法”和“羊羔洒法”在原来曲子配方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川芎、白术、苍耳等，以增加酒的风味。这和今天竹叶青洒的做法已比较接近。著名历史小说《金瓶梅》中有“一杯竹叶穿肠过，两朵桃花脸上来”的对联，《水浒传》中也有“野店初尝竹叶青”的诗句，说明竹叶青酒在当时名气之大，流传之广。
　　汾酒历经唐宋的重大发展、转变后，在元代开始出口西欧，至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夺魁，汾酒代表着中国酒业一步步走向成  熟，走向国外，终于跻身干世界名酒之列。

编辑：阿伟 信息分类：酒的历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