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商周时期的酒器与酒文化

　　夏商周三代时期（公元前21世纪—前221年），是我国古代礼制的成熟期，也是中国古代礼制最为规范的时期。“礼以酒成”，无酒不成礼，因此，夏商周时期也是我国酒礼最复杂、酒与政治结合最为紧密的时期。正因为夏商周时期酒礼最受重视，因此，酒器发展也最为迅速，青铜酒器也就成为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中最为辉煌的亮丽点。　
　　夏王朝的建立，标志着我国彻底摆脱了数千年来的原始状态，进入了文明社会，而原始社会几千年的酒文化积淀，被后来的佼佼者——夏王朝的主人不折不扣地继承过来，并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和开拓。酒器的品类较之前人有了很大的发展，但与后来的商周相比，则颇显单调。主要是陶器和青铜器，少数为漆器。器形有陶觚、爵、尊、罍、鬶、盉，铜爵、斝和漆觚等。　
　　商代是一个十分崇尚酒的社会，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对酒充满了强烈的兴趣，这可以在考古发掘和甲骨文以及文献记载中得到证实。我们非常熟知的商代最后一个国君纣王，生活极端腐朽，“以酒为池，县(悬)肉为林……为长夜之饮”，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。从甲骨文记载的情况来看，商代酿制的酒至少有三种即：鬯、醴和醪。鬯是一种用黍酿制并加郁浸泡的酒。郁是郁金香一类的香草。这种特制的香酒，经常用于祭祀。醴是用稻谷加少量的酒曲，经短期发酵而酿成的甜酒。其原料在商代主要是禾(粟)，亦即谷子，去其皮为小米。醴酒性味甘美，性平和，所以可多次饮而不醉。醪表示有液体从容器中溢出之状。罗振玉释为酒字，今人多从其说。醪为何种原料所制，目前尚难确指。有学者说为一种用黍酿造而不加郁草浸泡的酒。　　
　　根据考古发掘，我们可以看到商代墓葬中酒器的组合占据了非常大的比重。贵族阶层的以妇好墓为例，妇好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作为重器的容器有210件。而在这210件容器中，酒器就有 155件，占整个容器总数的73.8%。中下层平民阶层以1969—1977年在安阳殷墟西区发掘的墓葬为例。小型墓有939座，有陶容器随葬的墓719 座，而随葬酒器爵、觚的墓就有508座，占总数的54%。由此可见殷商是一个自上而下普遍尚酒和重视酒的社会。　　
　　在这些墓葬中的青铜器组合中，基本是以酒器组合为核心。这些酒器按用途可分为煮酒器、盛酒器、饮酒器、贮酒器，最为常见的有爵、斝、觚、卣、尊、罍、彝、盉、觥等。其中爵、斝、觚是整个酒器组合中的核心，基本上贯穿了整个商代王朝墓葬礼器组合的始终。这些酒器按照不同的形制和纹饰可以分为三大期即：商代早期、商代中期、商代晚期。商代早期的青铜器仍受夏代青铜器的影响，比较简单，器壁也较薄。但爵、斝组合的成套酒器已经普遍出现，中国古代的青铜礼器系统已基本开始，纹饰以线条简单的兽面纹为主体，多单层平雕。中商时期表现在随葬青铜器的墓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多，虽然青铜爵和斝仍居重要的地位，但早商时期罕见的铜觚变得常见，觚、爵作用凸显；造型上开始向厚重发展的趋势，虽然保持了单层花纹，但却更为细密，有较多的高浮雕装饰出现。到了晚商时期，以觚、爵最为常见，成为青铜器组合的核心；青铜器制作也进入了繁荣时期，这时的青铜器一般较为厚重，造型新颖，花纹尤为繁缛精美，并出现了一批新品种，例如：方彝、觥等。现将商代时期常见的青铜酒器基本介绍一下。
　　
　　1.爵，是中国青铜器中最具代表性的酒礼器。尤其是在商代，它是最典型、最常见和最基本的酒礼器，是当时等级、身份的标志，是青铜礼器组合的核心器(西周以后礼器组合的核心为青铜鼎)，也就是说拥有爵的数量越多，身份、地位就越高。其主要特征是：有较深的筒状腹，口沿前端有长流口，称为“流”，后端有呈尖状的“尾”；流上接近口沿处或者口沿上靠近流的地方立有两个“柱”；器腹一侧有把手，称为“鋬”；腹底有三个尖而高的“足”，其中一足在鋬下。对于爵的功能，有人认为是饮酒器，也有人认为爵的双柱、高足及较宽的长流均不便于饮酒，同时部分考古发现的爵底部有明显烟炱痕迹，因而认为爵是煮酒器或温酒器。早在夏代就已经出现了爵，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酒器——爵，例如，现藏洛阳博物馆的爵，通高26.3厘米，长31.5厘米，1974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。商代的爵，如现藏河南博物院的兽面纹爵，高18.7厘米，流尾长14 厘米，1954年郑州出土。
　　
　　2.斝，既是饮酒器又是温酒器。其形状似爵似角，但较大，有三足、两柱、一个鋬手，圆口，平底无流及尾。玉制的斝被称为“斝耳”。例如“徙”斝，商代，通高37厘米，口径20厘米，底内铭一“徙”字。1968年温县小南张出土，现藏河南博物院。

编辑：阿洁 信息分类：酒的历史